「決瀾社」與陳澄波

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史，在內憂外患、割據分治、兵戎冷戰的連番衝擊下，面對著西潮東漸擴張，歐美主流意識掛帥以及消費主義、傳媒壟斷的染指，不免激越出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的連串戲劇性發展。

滿清末年國勢頹危，遂從1872年起陸續派遣公費留學生放洋汲取學識。遲至1887年，奉派赴美、英兩國習藝的李鐵夫，乃為美術類留學生的第一人。至於留日攻讀藝術的先驅，則是日後以弘一法師傳名於世的李叔同，時年為1906年。1912年起，在「勤工儉學會」的鼓吹慫恿下，興起了一股法國留學潮。「勤工儉學會」培養出的菁英人才，集中於1920至1930年代，為響應蔡元培力倡「美育代宗教」之說紛紛返國投效己力。

二○年代開始歸國服務的藝術學人，備受當局器重而連袂投入學術界，從而奠定了現代中國美術教育的基礎。若以當時的貢獻和對後世的影響而論，其中林風眠、徐悲鴻、劉海粟三人的地位，可謂無出其右者。切正由於三大宗師客居於大城市推動現代美術教育不遺餘力，致使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在現代化的前期（約為1910至1940年代），運動皆環繞著北京、上海、杭州乃至於重慶等都會區醞釀生成。

攤開本世紀中國美術發展史予以解讀，不難歸納理出百年以來的演繹，無非是以「現代化」為軸線舖敘繁衍。儘管如此，大陸與台灣共同參與藝術現代化的情形，絕非遲至五○年代因政治力扞格介入才出現交流，亦非短暫因緣際會激昂交集出的獨立事件，更不是僅曾以台灣為唯一發生的舞台背景。1920、1930年代，在上海、北京甚且廣州一帶，兩岸美術人的交誼已呈密切。

1895年甲午戰爭，臺灣在割讓予日本統治的五十年時（1895～1945），幸遇日本天皇在第一期綏撫時期間（1875～1918），指派文官治台，台灣人得以赴日深造。由於受制於不得研讀政治、軍事之故，留學者乃以攻讀醫學及人文藝術為大宗。大陸方面在李叔同前去東瀛之後，如關良、胡根天、陳抱一、汪亞塵、許幸之、丁衍庸、朱屺膽、倪貽德、劉獅、李仲生等人，便亦步亦趨地前去。回溯1920年代的留日最高峰期間，兩岸往赴東洋習藝者，人數等量齊觀。這樣的契機，吸引了劉錦堂（後易名王悅之）、張秋海、陳澄波、郭柏川之流者遷徙大陸內地，加入民初美術現代化運動。在諸多的匯集點中，尤以有「十里洋場」之稱的上海最具關鍵地位。有別於二○年代自歐、日歸國的學人不約而同地參與新興的美術學院改良美術教育，三○年代返國者則選擇致力於運動組織和突破個人創作為職志。

彼時的上海，在日、法租界所在的江灣和西門兩地，逐漸形成了日系和法系兩派。兩者在美術運動的策動上分庭抗禮，進而打破派系，逐漸因理念不同而衍生出了「寫實派」和「新畫派」歧異之說。在此現代化運動愈演愈熾的白熱化氛圍下，最高潮可以以「決瀾社」（STORM, 1932~1935)的成軍和解散為標記。出於痛心「中國藝術界精神之頹廢與中國文化之日趨墮落」，龐薰琹與倪貽德自1930年起開始醞釀組織畫會，自我期許能肩負起開創中國新興藝術的使命。

為了追求適合中華民族所需，而又同時能與西方現代藝術匯流交集的新藝術出路，龐薰琹與倪貽德號召了留法、日的藝術家，懷著力挽狂瀾於既倒的決心，毅然成立了標榜為純造型而藝術的「決瀾社」。1930年初返抵國門的龐薰琹，即曾組成相當激進的「苔蒙畫會」，時任教上海藝專的倪貽德慕名向龐氏請益，諦造了結盟立社的契機。1931年秋天，兩人在上海梅園酒家召開決瀾社第一次會務會議，與會者有龐、倪二人及周多、曾志良和台籍留日畫家陳澄波等五人。會中決議定名畫會為「決瀾社」，顧名思義即自許力挽狂瀾拯救中國現代藝術。原定次年元旦推出的首展，卻因東北爆發「九一八」事變遭擱置，不過吸收會員擴大陣容的腳步未曾懈怠。

1932年10月舉行了決瀾社第二度會務會議，此次與會者激增，計有龐薰琹、倪貽德、王濟遠、周多、段平右、梁白波（女）、陳澄波、陽太陽、楊秋人、曾志良、周糜、鄧雲梯等十二人。決瀾社自成立以來，每月定期聚會，共同探討藝術和中國美術出路的相關議題。決瀾社的基本成員有龐薰琹、倪貽德、王濟遠、周多、周真太、段平右、張弦、陽太陽、楊秋人和丘堤（女）等十人。但自籌備期至1935年之間參與會議或畫展的會友，尚有關良、陳澄波、梁錫鴻、李仲生、周碧初、梁白波(女)、曾志良、鄧雲梯、李寶泉等藝術家、插畫家、藝評家、雜誌編輯等各路才俊加入共襄盛舉。

為了替第一屆處女展造勢，決瀾社在李寶泉主編的《藝術旬刊》雜誌為文立說，並發表了鏗鏘有力的宣言。在宣言裡，他們慷慨激昂地自我期勉，「用了狂飆一般的激情，鐵一般的理智，來創造我們色、線、形交錯的世界吧！」這樣徹底標舉為了構成純粹造型世界所以「為了藝術而藝術」的訴求，在中國美術史上史無前例。其象徵的現代化現象，堪稱首度超越了五四運動以來沿襲了「寫實主義=入世精神=進步藝術」的迷思，喚起了現代美術發展中首次對藝術本體論產生的覺醒並付諸實踐。

作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第一個高喊純藝術口號的造型藝術團體，決瀾社儘管社齡不過五年不到如曇花一現，但其鵲起無疑代表著中國繪畫運動史二○、三○年代大躍進的最高峰。而其里程碑式的歷史地位，對後代中國美術現代化進程的啟示和影響深刻，更是不可磨滅。

如果未嘗參與決瀾社的籌備會議，返台後的陳澄波，或許不會招兵買馬成立影響台灣美術絕深的「台陽美術協會」？由以上推論，決瀾社不應只是視之為過渡現象，理當肯定其後續影響不斷與日俱增地擴散，而其迴響，不僅在五○、六○年代共振出台灣的現代藝術、畫會運動，也盪漾在九○年代末的台灣藝術界。

※本文「決瀾社與三○年代的上海」感謝蔡獻友教授協助節錄